越王勾践剑,国家一级文物,1965年于湖北省江陵县(现荆州市荆州区)望山一号楚国贵族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被誉为国宝中的极品。
此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中脊起棱,饰有纵横交错的神秘美丽的黑色菱形暗纹,宛如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即便是在黑暗中也放射出幽幽的蓝光;剑格正面以蓝色琉璃、背面以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正面近格处刻有鸟篆铭文“越王勾践 自作用剑”两行八字。
这把越王勾践剑,虽然深深的埋在地下已经2400多年了,但出土时仍然完好如新,寒气逼人,锋刃锐利,吹毛断发,实属我国青铜短兵器中罕见的珍品,是世界冷兵器制造史上不朽的巅峰之作。
主持着望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的谭维四,时任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队长。当他看到大家一个个充满渴望和疑问的眼神时,立即让人在一块椁盖板上铺几张纸试试刀锋。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很快找来21张湖北省博物馆的信笺纸,铺在椁盖板上,谭维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用有些颤抖的手接过古铜剑,右手紧握,稍稍一用力,便将这叠白纸一下子就划断成两截。
有着丰富考古发掘经验的谭维四立即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把青铜古剑必将震撼世界。现场的氛围异常紧张,似乎只能听到瞬间发出的呼吸声。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拍照、绘图、记录。
如同爱美的女士在商场精挑细选自己喜爱的服装,考古专家们对待文物的研究同样是不放过每个细节。
这把青铜剑的剑身长55.7厘米,宽4.6厘米。
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
剑身饰满了美丽神秘的黑色菱形暗纹,在剑格的正面和反面,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绳缠缚。
与这把剑同时出土于一座古墓的还有3件青铜剑,其中1把剑放置在头箱内,剑身素面无花,取出时“刃薄而锋利,保持着耀目的光辉”;还有1把出于边箱,“整个剑身的两侧,均满饰黑色的菱形花纹,非常优美”。
考古专家立即对剑制进行了初步分析,大家愕然地发现,这3把工艺精良、出土于楚墓葬中的青铜宝剑,居然都不是出自当时楚国工匠之手。
那么,这些从楚墓中出土的精美绝伦的青铜宝剑,到底来自何方?它的主人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这把宝剑深埋地下,已经沉睡了2000多年,当然不可能开口说话,考古专家们只能从这座墓的随葬物品和宝剑身上,去寻觅可以解开剑主人身份谜团的蛛丝马迹。
如同刑侦人员破案一般,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只能去寻找间接的细节来形成推理的证据链。从某种意义来说,考古人员其实就是破案能手,而他们的工作更为艰难,要让2000年前的谜团大白于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时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历史学家方壮猷教授,受命主持破译这把宝剑主人之谜的工作。
时年65岁的方教授,曾担任过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东方民族史。在方壮猷教授的主持下,考古队员紧张地寻找着。
事情很快就有了新的进展。
在考古队员们细致的查找中,破译密码的钥匙很快就找到了。
考古人员经过对宝剑的初步清洗,在这把宝剑剑身一面的近格处,发现了两行铭文,共8个字。
在考古工地资料极端缺乏的情况下,方教授与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连夜对铭文进行释读。经过初步分析,大家释出宝剑铭文中的6个字为“越王”、“自作用剑”。
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名,按通常的办法却一时难以释读出来。
方教授并没有受考古专家的影响,他从对古墓中出土的简文的分析,确定墓的主人姓邵。他认为,极有可能是楚怀王时期的楚国贵族邵滑。或许,这把越王剑就是他征战越国时缴获的一件战利品哩!
不是昭固吗?怎么又变成邵滑了呢?
原来,这两个字,方教授初释为“邵滑”,并将此墓认作为越王墓。方教授推测,邵滑极有可能就是越王吴疆的儿子越王玉。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邵滑是楚怀王时期楚国灭越的第一功臣,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曾经被派到越国从事离间活动,从而导致了越国被楚国所灭。
可是,这样一个人又怎么可能会被冠以越王的称号呢?
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两个字极有可能是“邵浅”。
破译小组的意见并不一致。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推断,带给人们的谜团似乎越来越大。
越是百越族的一个分支,其始祖是夏朝少康的庶子无余,下传20代到允常,建立越国,定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越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从允常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先后经历了勾践、鹿郢、不寿、朱勾等,至无疆于公元前334年被楚国所灭止,在长达17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共有10位越王。
那么,这八字铭文中最为关键的两个字,究竟是指其中的哪一位越王呢?
方壮猷猜测,可能正是由于邵滑灭越有功,楚怀王才命令他接管了越国,并封他为越王玉。
那么,他的这一推断有道理吗?
但是,有考古队员根据楚墓的规格推测,楚威王时期的楚国士大夫邵固才是这座墓的真正主人。
从一个无法确定主人的墓穴之中,出土了一把不同寻常的神秘宝剑,在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一个怎样的血雨腥风的故事呢?
一般来说,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大多会在时空的变幻下变得模糊不清,就像一张曝光不足的底片,细节部分常常被隐藏而难以辨别,模糊的、大致的轮廓只会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传说终归只能是传说。这把宝剑谜团的解密,还要靠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
于是,方壮猷教授带领他的翻译小组,从最为基础的工作做起。他们再次细致地对剑身进行清理,然后再对铭文作临摹、拓片和拍照。
1966年元月初,方教授将附有宝剑铭文照片、拓片和自己初步释读意见的信件,分别寄给郭沫若、于省吾、陈梦家、夏鼐、唐兰、徐中舒、史树青等十几位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封信,引发了中国考古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学术大研讨。
这场以求破解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神秘青铜宝剑主人之谜为目的,以书信往来为主要方式的学术大研讨,就这样在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之间展开,并一直持续了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
此时,作为考古队长的谭维四,一边在墓葬现场继续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边时刻关注着剑身铭文的考释结论。他和方壮猷一样,也急切地期待着各路专家给出的正确答案。
神秘的宝剑,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没过多久,专家学者对这把越国宝剑铭文的研究结果就陆陆续续地反馈回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学者郭沫若的研究。
郭沫若,被称为中国300年来最有才气的学者之一。他因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与解读而天下闻名。
郭沫若在分析了铭文照片与拓片后,较为赞同方壮猷初步的研究结果,他在来信中认为,这把剑八字铭文中不能确定的那两个字,极有可能是“邵滑”。他甚至还认为邵滑就是越王玉的名字。
从1966年元月上旬到2月上旬,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方教授先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专家的40多封回信。其中,有些还是多次回信。
虽然,权威与大家肯定了自己的推测,但方教授心中仍然是沉甸甸的,他仍在期盼着什么。
这种特殊方式的研讨活动,终于在等待与期盼中实现了突破。
1966年1月5日,方壮猷教授收到一封来自北京、从故宫博物院发出的信件。
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的唐兰,在来信中做出了与郭沫若截然不同的明确判断:
从寄来剑铭看,应是越王勾践。
唐兰,早年曾学医从商,是中国较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他与郭沫若相交至深,但在学术研究上,却往往有着不同的见解。
唐兰在来信中指出,这把青铜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君王——越王勾践。
他在信中写道:原文作“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为九旁,作鸟形。他先解释为一个“九”字,底下一个“口”字。浅,即践。“鸠”与“勾”音近,“浅”与“践”只是偏旁不同罢了。他还说,越王勾践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铜器,这是一个大发现,敬以奉贺。
可是,唐兰又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他的这个结论有多少科学的道理呢?
原来,唐兰先用铭文对代表越王姓名的两个字——“鸠浅”进行推测、释读。他认为,“鸠”和“勾”的古音都在幽部,声母都为见母,是完全可以通假的。
1966年1月6日和19日,唐兰又先后两次来信,进一步肯定:
“剑铭确为越王‘鸠浅’即‘勾践’,两口形乃文饰耳”。
紧接着,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也分别于1966年1月8日和12日两次来信,认为“此剑是勾践所作,已可肯定。”
同时,唐兰和陈梦家还分别对方壮猷教授此前的越王墓之说提出了质疑。
唐兰在信中非常肯定地说:“勾践的坟墓不会到江陵”。
陈梦家认为,这座古墓乃当是楚王族、贵族之墓。
随后,夏鼐、商承祚、于省吾等先生也多次来信,均认为这把剑应为越王勾践剑。
1966年2月初,方壮猷教授认真研读了各位专家学者的来信,对信中的论点进行了综合整理,认为自己的初步判断有误,就再次对这把青铜剑进行保养、清理,将清理后字形更加清晰的剑铭再次进行了临摹、拓片和拍照。然后,他拟好了再次致郭沫若的信,于1966年2月10日连同清晰的拓片与放大照片一并寄给郭沫若,并告知了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并在信中说,“邵滑之说,乃初次拓本不甚清晰之故,以后照像放大,字形清楚可辨,争论已趋一致”。
大家到底是大家,郭沫若的确有着大家的风范。他在认真分析了新寄来的剑铭照片后,完全推翻了自己原有的结论与看法。他在2月28日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说:
越王剑,细审确是勾践剑。
郭沫若的肯定,使专家学者的意见完全趋于一致。这些全国顶尖级的大家公认,这把青铜宝剑上的八字铭文为:
越王勾践,自作用剑。